2008-07-01/南方都市报/郭巍青
广东省东莞市政府决定给本市户籍人口中的部分弱势群体“发红包”(临时生活津贴),帮助抵消CPI上涨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事情本身是好事情,但是好事多磨。政策方案甫一公布,就遇到执行困难。目前最明显的困难表现为两点:一个是怎样确认目标群体,操作上有难点。政策方案的津贴发放对象中有“低保边缘户” 这一类,标准是家庭人均月收入在400-600元之间。但是仓促之间,基层部门拿不出这类家庭的准确的统计数字。与此同时,太多的家庭“认为”自己属于这个范围,甚至引发纠纷。另外一个困难来自于非目标群体的感受和反应。如果600元的有津贴,那么601元的呢?岂不是反倒在比较中变得糟糕、变成了垫底一族吗?
上述第一个困难,与统计不够完善有很大关系。但是归根结底与社会条件有关。在中国这样剧烈变动的社会结构下,人均收入很难计算,这对任何一项旨在提供救助的政策实施,都是很大的制约。上述第二个困难,则更加与社会条件有关。社会福利政策将人群分为三类:穷人、近乎穷人、非穷人。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区分三者,本身已经不容易。更重要的是,对穷人的救助政策如果设计不良,或者缺乏必要配套,会对其他人,特别对“近乎穷人” 群体产生复杂的连带影响,反过来对政策的顺利实施和取得预期效果带来严重制约。
东莞市政府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者,动用公共财政直接津贴最弱势人群,不论怎样看待其政策动机,只要穷人获得了真实的利益,我认为应该支持。同时对于其中的困难、可持续性以及各种连带效果等等,应该更多地关注并讨论。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东莞有多少穷人和近乎穷人?按户籍人口计算是多少?包括了外来务工者或“新莞人”的话,又是多少?在给定的标准下,政府统计出来的是多少?老百姓“自己认为”的又是多少?政府把人均收入400-600元作为“低保边缘户”,引发了很多人要挤进来,这提示了两点。第一,很多人是近乎穷人,意思是,可能有大量人口聚集在600元这条线的上下,或者在这个区间附近不断地上上下下。第二,很多人自认穷人。不要批评他们素质低。否则,多少享受种种福利的国家干部有多少好处就要多少,那素质又何其低。重要的是,好的社会有两个指标,叫做“实际生活好,自我感觉好”。如果有很多人感觉自己是穷人,那么这个社会,它的发展模式,它的财富分配,肯定是有问题的。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低保边缘户”有红包了,那些“边缘的边缘户”有意见怎么办?须知这个问题是永远有的。标准提高到700元,701元的有意见,提高到800元,801元的有意见。按照西方国家的经验以及由此总结出来的教科书方案有两个。一个是扩大津贴范围,但是津贴额度按比例递减。这要取决于政府的支付能力与支付意愿。另一个更积极的方案是促进就业。就是对低收入但未获得津贴的群体实行专项的就业促进政策,帮助他们通过就业提高收入。因此要看东莞市政府这次的公共救助行为,是一时心血来潮、在地方官员的 “政绩锦标赛”中搞搞新意思呢,还是更宏大的政策设想的其中一个环节。
总结起来,有两点教训。第一点是,富如东莞,反贫困依然是重大课题。官员可以凭数字升官,穷人却不能拿数字当饭吃。贫困比想象中更顽强更难缠。老贫困叠加新贫困,本地人贫困叠加外来人贫困,上一代贫困叠加下一代贫困。反贫困问题挑战政府的政策能力,强烈要求政策创新。第二点教训是,反贫困的基础是经济发展,但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它越来越要求通过创新的制度平台而寻求新发展。
要理解后面这一点,不妨拉开视野,看看最近的一条大新闻:比尔•盖茨捐出全部身家将近600亿美元,不为子女留一分钱。他为什么这么做?在今年初的一次重要讲话中,他明确说过自己的动机。他认为,资本主义本身不为穷人服务,而市场经济的进步,必然拉大社会的贫富差距。但是,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发展一种“为穷人服务的新资本主义”。所谓制度创新,首先是“公益慈善事业”的新概念,它要在市场力量和穷人需求之间搭桥。其次是社会组织的新形态与新结构,它有四个基石。分别是,市场组织与非市场组织,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四个方面缺一不可,彼此形成网络式联结和战略性互补。
比尔•盖茨对于革除资本主义的弊病敢想敢干,值得学习。由此回看东莞“发红包”,基本的启发是,要承认,按传统市场经济的老路走,我们有了大发展,但是并未兑现共同富裕的承诺。贫困者无法表达他们的需求,是最大的制度弊病。因此,给穷人发钱,是好的。勇于制度改革而为穷人服务,将是更好的。□郭巍青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发红包”的学问:怎样做才对穷人好
Tuesday, December 22, 2009Posted by David Mandarinholic at 9:52 AM
Labels: [熱言時代], Adv_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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