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优先”的隐患

2006-08-05／南方都市报／唐昊　　

据《东方网》前日报道，江苏省昆山市出台系列举措为企业服务，其中有一条是，每年年初，全体企业主都会给政府官员无记名打分，打分比较低的政府官员就要走人。昆山每年都有干部因为“效率效能”评议不合格而被淘汰。

为经济发展计、为政绩计，地方政府出台各种优惠措施进行招商引资本属正常，但让企业主直接决定政府官员的去留，即使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仍是极为罕见。很多人质疑这种做法，指其把决定官员去留的权力交给企业家(对昆山来讲其实就是交给外商)，而更有资格拥有这项权力的无疑应该是当地人民。不过从昆山市目前采取的“系列举措”来看，其主要的目的并不在扩大政治民主上，而是在吸引外资上；所涉及的官员也不是地方大员，而是具体办事的基层官员。所以从民主建设的角度指责当地政府，不得要领。

而从经济发展这个角度来看，昆山以不到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万分之五的人口，聚集着全国1.9％的外资到账，占全国2.3％的进出口总额，聚居全国1/8的台商。以致昆山外经贸委负责人自豪地认为，这些甚至连本地民众都享受不到的待遇对于稳住投资者有极佳效果。

事实上，外资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已经不是一个新问题了。现在这种经济上的“超国民待遇”又扩展到了政治层面，其中深意值得探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昆山市是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地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外来投资的一个缩影。但正是这样对外资优惠、甚至让外资来主导地方政策的普遍做法，事实上存在着极大的隐患。

早在2004年，中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的第一大国，在大力吸引外资的背后，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目前外资企业平均税负为11％，内资企业为22％，国有大中型企业为30％。内外资企业采用两套税率，这种罕见的做法使民营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诸多限制和不便逼得许多民企老板不得不先取得港澳或国外身份后再来开办企业，以获得“外企”待遇。

在这种厚外薄内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所有的本地优质资源，如土地、超国民待遇、劳动力供给，都以廉价方式“出卖”给外资，造成一次性消耗过快。与此同时，我们自己的企业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作为打工者的老百姓并没有跟着富裕起来，随之而来的还有严重的污染、能源的高消耗及国内消费乏力，经济安全受到威胁。而即使付出了这样大的代价，外资对经济的贡献率却在逐年下降——去年的外资企业纳税增长率为零。更加危险的是:在资源优势损耗之后，资本也将撤退，失去了资源和资本的结果将是长期的结构性经济危机。上世纪70年代的非洲，80年代的拉丁美洲，90年代东南亚都曾经经历过这种繁荣后的危机。正如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指出的那样，这些成为投资者乐园的国家所经历的短暂繁荣并非建立在实质产业成功之上，只要同一批投资者认定当地的经济需要调整，而简单地撤出他们的投资，国家就会破产。

外资风险尽管一再被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所警告，但各级政府仍然如昆山市一样，比起发展和扶持民营企业来说，投入更多的是不遗余力地招商引资，与外资合作。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原因很简单——权力集中所特有的政府运作规则，使得只能选择外资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

前几年听一位有名的国际问题专家说，他当初寻找论文题目的时候初定的是“为什么世界银行贷款在非洲不生效？”假设的原因是:非洲国家缺少企业家精神，包括政府和民众都是如此；但很快就有新的资料显示:非洲人在国外表现出了良好的经商才能，于是论文的题目又改为“为什么非洲企业家在海外能够发展，而在国内无法施展？”假设的原因是:政府压制本土企业家；但更加细致的数据分析却发现，政府所不支持的只是大的民族企业，于是论文题目又改为“为什么非洲国家政府对大型和中小型企业采取双重标准？”假设的原因是:国家充分地支持外资，是因为外国资本只关心利润，而民族工业则会有更多社会权力的诉求。最后这个原因被充分论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