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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11／北京青年报／马少华
上周媒体热议的关于龙是否应该继续作为中国国家形象的话题，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人们的情感和精神禁忌，因此对这个话题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精神状态：理性的，还是感性的？重实际，还是重情感？精神是相对自由，还是相对保守？我认为龙的问题不是很重要的，而人的精神问题才是重要的。
这场争议本来缘于龙的虚构形象——它“张牙舞爪”的威猛形象，但隐含的焦点却在词语方面——就是“龙的传人”。正因为许多中国人长期以来已经自认为是“龙的传人”了，所以龙才成了禁忌。因此，人们在所谓“杀龙”——这个说法就反映了人们强烈的心理反应——的话题上的某种类似禁忌的心理，与龙文化的起源——原始的动物崇拜不相干，它是现代的词语禁忌。
龙只是中华民族祖先的多个图腾或多种原始宗教崇拜之一，有考古学家认为，“龙是一种对于爬行动物的原始宗教崇拜的继续和发展。”(施之圆等主编《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疑案》)龙之所以在后来的历史中以独一无二的地位流传下来，可能有许多原因，但它为专制帝王所专有，成为专制君主神化自己的工具，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比如，秦国祖先的图腾，据历代考证，有的说是鸟，有的说是马，但秦始皇作为第一个统一全国的专制君主，却被称为“祖龙”。而汉高祖刘邦更是生编了一个自己是母亲与龙交合而生的神话。龙的形象中所蕴含的威严霸气，正是专制帝王投向人民的精神恐怖。后来专制君主被推翻了，龙成了人民的、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但在龙的形象中仍然保留着难以完全消解的专制君主气息。这是文化继承中一种比较普遍存在的矛盾，并不奇怪。
“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上一世纪70年代末由台湾歌手侯德健写成的这首歌，因为适时地满足了中国人民族情感的表达而广为传唱，“龙的传人”这个概念才深入人心。它能够凝聚民族情感，是有积极价值的。但是，这个概念并不反映确定的历史事实。其实，我们是谁的“传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凝聚因素到底是什么，都是历史科学问题，而不是情感问题。即使把黄帝解释成当时中华民族的“共主”，有人都认为“太窄”——比如李敖说：“这岂不是错把河南省的一个小军阀当成一统天下的大总统了吗？”(《新夷说》)而把民族之源、文化传承和民族凝聚力都寄托在龙的身上，则肯定太玄太虚。龙，这个精神的形象，本来就是包含着继承性、选择性和创造性的，就像一个民族的发展及其文化具有继承性和选择性及创造性一样，议论其在当代是否适当，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
一个歌手或者诗人表达强烈的情感，造出个把本来没有的概念，完全正常，不能苛责他们三思后行，而且这句歌词，也只是情感的表达，而不是科学的定义。但是它后来进入人们的主流意识、中学教材和普及传统文化的机制之中——我翻到的许多关于龙文化书籍和文章都把“龙的传人”这句歌词放在前边，“龙的传人”干脆成了中国人的代名词，以至于提出换掉龙的形象就成了数典忘祖，千夫所指，这就有些麻烦了，因为它可能反映了我们的文化心理中有一种通过词语“再造禁忌”的机制。龙，就这样被“再神圣化”了。这就是词语禁忌的生产过程。词语禁忌反映的正是人的精神被自己创造的词语所束缚的状态。
一般来说，我们应该尊重人民中间既有的禁忌，因为这是对人的情感和心灵的尊重。入乡问俗就是这个道理。涉及民族情感方面的禁忌，就更应该如此。但是，不应该不断地制造新的禁忌。不应该让自由的表达—— “龙的传人”就是自由的表达——变成新的词语禁忌。因为，每一个禁忌都可能是人的精神自由与表达自由的障碍。这样的障碍越多，民族创造力就会越少。在今天，一个人能否诉之内心，说出对那个张牙舞爪的虚构形象的真实感受，就是精神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简单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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